环球资讯：宋海良委员：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超煤电 融合发展场景无限

因为，在那个时期，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都被直接转译为法律问题，关于法律正义的论争所导致的内战，正在破坏和平——法律上的抵抗权正在破坏政治性的和平。

[31]最后通过的该法正式文本删去了候选人的资格条件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规定的表述。[69] 在某些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能基于现实因素放弃严格执行宪法文本设定的标准。

[54] See Yan LinTom Ginsburg,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Lawmaking: China's Invisible Constitutional Enforcement Mechanis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63，No.2 (2015)，p487. [55] [美] 索蒂里奥斯·巴伯 [美] 詹姆斯·弗莱明：《宪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徐爽、宦盛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27]提案机关以立法时机不成熟为由撤回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议程的法律草案，或者不向立法机关提交法律草案审议稿，即回避了审议中可能出现的消极宪法判断。[32] 刘锡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0年第7期。一方面，要承认并重视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因素，无论是立法还是监督工作，都不是单纯的业务工作，而是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在诸多问题中，如何在立法过程中确保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应该成为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童之伟：《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管窥》，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3-100页。（一）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判断是文本主义与共识主义并存的场域 在宪法解释中，文本主义主张通过考察宪法文件中平白的词语找到宪法的含义，而共识主义主张通过当下的共识去理解宪法的含义。因此，《土壤污染防治法》第96条第1款规定的污染土壤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从学理上应当包含因土壤污染导致土地使用权人的土地权利受害之情形，而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具体形式包含了具有清理、修复内容的恢复原状。

真正的救济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意义上的抽象公众，而非具体的土地权利人。《土壤污染防治法》未能在中央层面设立基金，有受制于现行财政管理体系的苦衷，总归是一个遗憾，只能通过配套规定加以弥补。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通常都把土壤修复定位于一种民事责任。[15]综合以下三方面来看，土壤修复责任的公法属性确定无疑。

[39]激励对环境执法尤其是中国环境法的重要意义，可参见巩固：《政府激励视角下的〈环境保护法〉修改》，《法学》2013年第1期。第四，公共资助条款不够具体和明确。

但也应当看到，土壤修复毕竟是一新兴事物，学界对其性质、内容的认识尚浅，甚至不乏误读，从而影响立法，导致相关责任机制重叠、混乱，形式完备的制度外观下潜藏着多龙治水、激励不足之缺憾，犹待补救与完善。[30]譬如，《超级基金法》第106条(b)(1)规定：任何人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形下故意违反、不遵守或者拒绝遵守总统根据本条(a)款作出的命令时，经在有管辖权的联邦地区法院对该命令的执行提起诉讼，可以在违反或者不遵守的时间内被处以每日不超过25000美元的罚款。[45]美国超级基金的来源包括对石油和42种化工原料征收的专门税，对50种化学衍生物征收的特别税，对年收入200万美元以上公司征收的环境税，以及联邦财政拨款等。第三，在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损害赔偿专门立法中完善顺位机制。

由于土地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各国均围绕土地发展出以对权利人私益保护为核心的财产权利，对土地的污染构成对土地权利的侵害，而对土壤的修复客观上也当然有利于财产权人，故人们通常把土壤修复的权益基础归结为土地权利，尤其是具有根本性的所有权。[43]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4]《土壤污染防治法》第57条。二是第95条之诉讼与第96条之诉讼的关系不清，顺位不明。

[3]对调查结果显示土壤污染物超标且产出的农产品污染物含量超标，需要实施修复的农用地[4]和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中需要修复的建设用地，[5]由监管部门认定的土壤污染责任人或特定情况下的土地使用权人须进行修复，包括编制修复方案、报部门备案并实施、委托有关单位对修复效果进行评估、把评估结果报相关部门备案，以及在必要时实施后期管理等。在法律的世界里，决定一种责任之性质的，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其外观——以何种名义作出或体现何种原理，而在于其赖以生发的权益基础、据以存在的法律渊源以及由前两者所决定的责任的具体内容和实际功能等。

除了在宣传教育、检举揭发等几乎任何环境立法都有提及的原则性规定外，只在制定和公布相关标准时有对保障公众知情、参与的明确要求。很显然，这种明显违背修复制度初衷的处理在实践中将导致该制度在多数情形下落空，因为修复费用通常远超地价，尤其是农地。

在我国实行普遍的土地公有的背景下，此种认识似乎更有理由——多数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壤污染构成对国家所有权的侵害，而土壤修复也当然属于对国家所有权的救济。再加上第45条有关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规定，以及第94条等相关罚则，农地领域的普遍情形将是：诸多承包地因受各种面源污染而受害的农民同时也是耗资巨大的土壤修复责任的承担者，如不及时修复，将受到从罚款到行政拘留在内的各种惩罚，其合理性不无疑问。对执法激励不足的问题，条例可明确法律有关由相关部门予以处罚的情形属于强制性规定，对其的违反将构成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不作为，[43]从而把土壤修复执法置于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之下。(一)《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进步与不足 与草案相比，《土壤污染防治法》在责任机制方面的最大进步在于删去了二审稿第95条有关土地使用权人诉请污染责任人履行法定修复义务的规定，从而避免了前述由该规定所直接引发的各种疑问与冲突，也体现了立法者对从纯粹民事责任角度进行制度定位和构建的摒弃，不失为一个明智选择和重大改进，颇值肯定。[18]参见《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第48条之规定。根据《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严重损害土壤、地下水等环境要素时，由省级、市地级政府作为赔偿权利人运用磋商或民事诉讼使污染者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或实施货币赔偿，用于替代修复的制度。

与此同时，结合可称为土壤污染治理立法先驱和典范的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以下简称《超级基金法》)的相关规定，从中汲取先进经验作为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人大最新公布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1010条和第1011条把通过公益诉讼追究的公法责任性质的生态修复规定为一种侵权责任，突破了侵权责任应限于私法范畴之底线，与该草案第943条本编调整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相违背，把本为典型执法机制的行政代履行引入民法典，无疑将重蹈本文第一部分所指二审稿第95条引发的各种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与警惕。

对此，现行法语焉不详，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最高人民法院在进行相关法律解释时予以明确。[26]参见《土壤污染防治法》第36～43条。

但依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可并行不悖的传统法理，以及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其可以甚至应当与行政责任并用、互补的主流认识下，两类机制的并举似乎又是唯一正确之选项。可见，土壤修复条款不能如一般民事责任规定那样仅作原则性肯认，而须就修复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度、目标、程序、验收乃至后期管理等作出具体的规定。

对于已经确定的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建议在前述国务院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资金来源与用途，为国家进行土壤污染治理提供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并可发挥绿色金融的调解功能。三、《土壤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的评析及后续完善之建议 从公法责任角度观之，前述土壤修复相关责任机制的关系可谓一目了然，相关疑难当可迎刃而解。此方面可参考美国《超级基金法》的相关规定，以特定比例或不少于特定数额的财政拨款和对与土壤污染密切相关的重点行业和大企业征收的环境税为主要构成，[45]并可纳入没有确定用途的环境公益诉讼胜诉资金，由此可顺带解决困扰环境公益诉讼实践的胜诉资金利用问题。从《方案》的规定来看，以政府主体为索赔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为针对重大情形的特殊执法机制，与以监管部门为主体的常规执法属于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应处于优先顺位。

但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只在第94条把未按照规定实施修复与未依法进行污染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效果评估等更为简单的违法行为混在一起作出了简略的处罚规定，明显存在如下不足。而且，以环保组织、检察机关等非监管者为原告的公益诉讼与由省、市人民政府这一总监管者为索赔人的生态损害赔偿在制度定位及与行政执法的关系上有着根本差异，理应作出不同安排。

在公共资助方面，该法第69条到第74条也分别从财政、基金、信贷、税收、捐赠等方面作出了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性规定。[24]参见易军：《私人自治与私法品性》，《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9]上诉法院的理由是，该公司目前没有对场所外产生影响，但不能代表它可能造成或已经构成将来重大损害的危险。土壤修复与个人财产权的关系在美国诉奥林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Olin Corp.)中得到清晰展现。

(一)土壤修复是一种公共责任 从权益基础上看，土壤修复是为保障公共健康而由个人向公众承担的公共责任。[5]《土壤污染防治法》第64条。没有实质惩罚的责任难有激励，不区分大小轻重并形成正向关系的责任制度难有良好激励。只是该条的删除仍遗留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在土地受到他人污染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人到底是否有权诉请污染者修复土地？换句话说，在土地使用权人与污染侵权者之间是否能够成立具有土壤修复内容的民事责任？从常识和直觉来看，答案不应是否定的。

依据基本原理，其相当于让土壤污染者自负其责，自己消除损害后果或支付治理成本，以达到相当于损害没发生的效果，具有直接的损害填补功能。与水、气等流动性污染不同，土壤污染除非经人工措施予以清除、修复，否则将长期留存，并随土地利用产生各种危害。

公益诉讼在法律层面虽有《民事诉讼法》55条和《环境保护法》85条作为依据，但其内容仅涉及原告资格，实体法方面并无法律依据，程序性规定也远远不足，实践操作主要借助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乍看起来，土壤修复似乎是一种典型的民事责任。

土壤修复属于典型的法定责任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否则，不仅民法典本身愈加不纯，对本应作为首要手段的公法机制更将产生不当干扰。